法国革命一开始，古罗马的“庇勒斯”就被崇尚古风的革命精英奉为革命崇拜的圣物，而且很快便由此产生了两个变种：一种是由画家达维德（这是一个平民倾向较强的精英人物）的画笔创造的弗里吉亚帽，另一种就是无套裤汉常戴的小红帽（红色无边尖顶软帽）。弗里吉亚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自由帽，是由于达维德1788年的一幅画作《巴里与海伦》，塑造了一个深得资产阶级喜爱的头戴红色弗里吉亚帽的巴里形象。这种小亚细亚人戴的帽子本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同“自由”联系起来只是一些文人穿凿附会的结果。不过，尽管存在这三种形式的自由帽，在大革命第一阶段的革命象征体系中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却只有庇勒斯和弗里吉亚帽，它们的颜色一般也都是白色或蓝色。小红帽的不入流，说明当时人民大众尚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之外。
然而人民大众仍然珍视自己的权利和价值观，坚持以小红帽来象征革命与自由。随着大革命第二阶段共和主义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感到需要人民大众的支持，由此促成了小红帽地位的迅速上升。1792年春，吉伦特派为了准备对外战争，开始对民众进行武装上和心理上的动员，其手段之一就是大力提倡以长矛为标志的武装权的平等（当时消极公民被剥夺了自我武装的权利）和以小红帽为标志的服装的平等。布里索甚至在雅各宾俱乐部主张通过法令来确立对小红帽的崇拜。尽管他的建议因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的反对而受挫，但小红帽的走红毕竟已势不可当。1792年4月，因参加“南特兵变”而被斐扬派政府判罚苦役的士兵获赦。在巴黎人民为此而举行的欢庆活动中，小红帽经过一场“民主的洗礼”，终于一跃而成为革命象征物群中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由于获赦的苦役犯大都头戴小红帽，前往庆贺的巴黎群众也都模仿着戴上了小红帽，整个庆典现场成为一片小红帽的海洋。历史学家米什莱曾这样评述说：“人们采纳了最贫穷的农民戴的小红帽。大家觉得红色比任何颜色都好看，是最艳丽、最为大众喜爱的颜色。当时谁也没想到红色也是血的颜色。”[5]
由此，下层人民的小红帽成为革命崇拜最重要的圣物之一。1792年6月20日，当巴黎群众冲入王宫抗议国王解除吉伦特派大臣职务的时候，路易十六被迫恭恭敬敬地戴上了小红帽；7月15日，法军将领凯莱曼在威森堡号令部下，要他们把小红帽作为“法兰西自由最珍贵的标志”来加以捍卫，并规定只有资历最深的士官和军功卓著的士兵才有戴小红帽的权利。“8.10”起义之后，无套裤汉在革命中的地位更趋重要，对小红帽的崇拜也渐渐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巴黎市府总议事会规定所有市议员都必须戴小红帽，国民公会专门下令不许苦役犯再戴小红帽以免渎圣；在各区民大会上，只有戴小红帽的人才可以发表演说；在各教堂，立宪派教士不得不戴着小红帽做弥撒；在非基督教化运动中，巴黎主教戈贝尔也是戴着小红帽在国民公会放下了他的牧师十字架。与此同时，在政府公文上，在各种印章、硬币上，在公民节日的庆典上，在咖啡馆和剧院的墙壁上，甚至在房顶、船桅及大路的千步碑上，到处都出现了小红帽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