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许多主要的革命象征物直接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如自由树，最初的表现是佩里戈尔地区的农民在1790年1月反领主起义时树立的五朔节花柱，其形状颇似绞架，常常挂有恐吓性的标语，前去调查骚乱的政府官员称之为“起义的象征”或“起义纪念柱”。然而很快它就成了革命崇拜的一般象征，并演变成“活树”（一般为橡树或白杨）的形式，风靡全国。在1792年5月前，全法国已种植了六万株自由树。革命时期的每次典礼上都树立着它的形象。革命派以它为革命认同的中心，对它钟爱备至，胆敢砍树的反革命分子往往会被处以死刑。在“圣人”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精英心目中正统的圣人只是布鲁图斯、伏尔泰或卢梭之类人物的话，那么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马拉、勒佩勒蒂埃和沙利埃，作为“自由殉道者的三位一体”在共和二年成为人们的崇拜偶像，则是由“新英雄崇拜所掀起的强大群众舆论潮流所造成的”（伏维尔语）。索布尔也指出：“对殉道者的崇拜来自人民群众对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的危机中，无套裤汉通过这种崇拜表达自己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及革命信仰的勃发。”在索布尔看来，这种对自由殉道者的群众性崇拜，甚至标志着革命崇拜的成熟和普及化的开始：“1793年8月间，巴黎许多区和民众社团都参加了纪念马拉的盛大葬仪和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种特征由此开始明朗起来。在9月里，由于无套裤汉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新宗教信仰也开始普遍化。”后来，大规模展开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对殉道者崇拜的确立：它同理性神崇拜融为一体，在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三位自由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尽管这种崇拜表达出来的民众激进倾向很快引起了革命政府的不安，并在后来随同非基督教化运动一起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三位殉道者的偶像仍得到了稳固的确立：他们的胸像遍布剧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甚至被置放到国民公会大厅。直到共和三年雨月间（1795年2月初），热月反动分子才拆除了这些胸像，并在它们原来的底座上放上了布鲁图斯、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胸像，从而用精英的英雄崇拜取代了人民大众的英雄崇拜。
有些革命圣物本来不是法国民众首创的，而是某种精英文化的产物，但在革命中经过人民大众的加工改造，被赋予下层人民的新形式和更激进的思想内容，并通过群众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上的让步，而逐步成为革命**时期革命象征的典型形式。自由帽在大革命上升时期的演变，便是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证。自由帽的历史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希腊神话中古希腊的解放者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戴过一种圆锥形的帽子，后来古代罗马在菲罗尼亚女神庙举行解放奴隶的仪式时，通常都要给被解放的奴隶戴上一种名叫“庇勒斯”的圆帽，以示其获得了自由，“庇勒斯”遂由此成为个人解放或政治解放的象征。这种以帽子象征自由的做法经过文艺复兴的弘扬而成为西方世界特有的一种文化，如尼德兰革命中出现过作为尼德兰标志的“乞丐帽”，美国革命中出现过象征十三个殖民地的“十三星帽”，在英国革命中也出现过平等派士兵将《人民公约》别在军帽上抗议克伦威尔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