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宗教都少不了得有一套被神圣化了的“象征符号”，特别重视象征物的认知功能和表达功能，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性。在迪尔凯姆看来，重视象征物的作用，乃是人类社会的天性，因为“群体的理想只有通过具体实现到能为所有人看到、理解和记忆的物件上，才能得到表达和为人们所知晓”（《价值评价和现实评价》），所以人类社会有一种“自我神化的自然倾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不过，迪尔凯姆也注意到，这种圣化象征物的事情并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它必须以“巨大的群体震**”的存在、“人们相互间的影响变得异常频繁和积极”、“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激动”等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它是人民群众大规模参与社会运动的后果，而这也正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情形。
然而法国革命中群众动员的意义似乎还不仅仅在于它强化了社会的交互作用。人民大众本身较之资产阶级精英人物更具有重视象征符号的倾向，这一点也是我们在研究革命宗教起源的时候所不应忽视的。索布尔曾认真地研究过人民大众这种极易将社会事物象征符号化的天性。他指出，在无套裤汉看来，其他阶层的行为无不可以归结为符号，每句话，每个动作，甚至服装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表达各种情绪，因而他们对残酷压迫他们的旧制度的反抗，也往往表现为对被认为是旧制度象征物（或是模拟像，或是财产，或是建筑物，或是作为“替罪羊”的某个具体的压迫者个人等）的攻击。而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也就把自己的行为“象征符号化”或“礼仪化”了。其实这再自然不过：既然其他阶级的行为是各种情绪的象征表现，无套裤汉自己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当然也可以用象征符号的形式表达出去；何况，对于不善文字表达的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仪式化的象征符号更好的表达方式呢？应该说，这种心态反映了下层民众不谙理论、非理性的大众文化色彩较浓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