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文为例。按伏尔泰本人的话来说，他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政府的一系列革命中探究人类精神的一系列革命”。他特别重视艺术和科学的革命性演进，而把国家的种种“革命”仅仅看作文化进步的副产品。据统计，“革命”一词在这篇论文里出现过63次，其中41次指的仍然是政治上的动乱，但也有12次被用来指称由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精神的进步，并常常被冠以“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等带积极色彩的形容词，而在其余的情况下，则是按把上述两种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即把作为事件的革命和作为潜在的转变过程的“革命”加以混同）来使用的。这样，“革命”的传统词义便在伏尔泰的笔下被大大地拓宽了，并且在拓宽的过程中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革命”一词第一次被引入人类精神的领域，不仅成了某种积极的文化转变的代名词，而且成了把这种文化转变同市民社会中某种深刻的政治变动联系起来的纽带。实际上，即使是政治领域里的“革命”，由于它是艺术和科学革命所引起的某种附带现象，是深层文化转变的外部表现，也在这里开始被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性色彩。
达朗贝尔对“革命”一词的用法也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崭新的革命观。在他看来，由君士坦丁堡陷落和印刷术发明开始的理性复萌，就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人类要摆脱野蛮状态，也必须来一场这样的革命，以改变世界的面貌”。在启蒙运动中做过积极贡献的孔多塞，则进一步指出了这种“革命”在改变各民族命运方面的不可逆转性：它一经发生，就将一往无前、势不可挡地发展下去。
其实，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他们所从事的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1764年4月2日，伏尔泰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法国人什么都要晚一步，但他们终于也赶到了。启蒙之光已普照大地，日益深入人心，以致稍有动静人们就会奋起。那将是一场大热闹，年轻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将看到各种美妙的事物。”这场“大热闹”究竟指什么？伏尔泰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将是一场由启蒙运动引发的政治革命。因为就在同一封信中，伏尔泰还这样说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在为一场必将到来的革命播撒种子，可我恐怕是没有福气看到这场革命了。”1767年，伏尔泰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一场革命已在精神领域进行了约15年之久，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学人们的疾呼在预报一场巨大的变化，就像乌鸦的啼鸣在预报好天气一样。”这里，伏尔泰不仅流露出对未来法国大革命的神往和期待之情，而且已经公开把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准备和先声的启蒙运动，也看作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或过程了。在他的眼里，似乎“革命”既可以指一个总的社会转变过程，又可以指这个总过程中互相关联的各个阶段，如当时的启蒙运动和未来的大革命，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精神先导，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又都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而且都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进步的过程。
强调革命是一种“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认作一种“时代”，而承认“革命时代”的存在或有可能出现，可以说是启蒙思想家或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们的一个共识。早在1762年，卢梭就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经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后来的孔多塞也在他的《人类精神史纲》的引言中说：“一切都在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人类的一个大革命时代。”既然革命成了一种“时代”，那么它就不再像御用文人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事后的研究对象”、“事件的结果”了：它也有了自己的时间，有了自己内在的年代表。
启蒙思想家这种把革命看作“过程”或“时代”的观点，不仅使时间进入了革命，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积极意义的普遍化——也就是说，使革命在一般的意义上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前进过程”的同义词。著名作家路易·梅西耶（1740—1814）在他的《巴黎景象》（1782）一书中，就不仅把启蒙运动，而且把即将由启蒙运动引发的政治事变都看成这样的“革命”。他说：“仅仅三十年工夫，我们的观念中就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革命。舆论已在今日的欧洲取得了不可抗拒的优势。因此，考虑到启蒙运动的进展及其将引起的变化，这一运动将很有可能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好处。这一震**长空的普遍呼声将传遍和唤醒整个欧洲，并将令形形色色的暴君为之战栗。”梅西耶认为，这种变化首先是启蒙作家为自己争取替各民族利益和人道事业辩护的“合法权威”的结果，而“这种普遍的倾向将很有可能产生一场有益的革命”。不仅未来的法国大革命，即使是发生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的北美独立战争这样的政治事件，在当时崇尚理性进步的法国人看来，也都属于这种“有益的革命”的范畴，故被称作“美洲革命”。修道院长冉蒂宣称：“盎格鲁—美利坚人独立这一事件，最适于促进将给地球带来幸福的革命。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里，蕴藏着将使全世界富足的真正宝藏。”孔多塞也著文详尽阐述了“美洲革命”将对全人类、对欧洲和对法国产生的积极影响。曾对当时美洲发生的事件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史学家和哲学家雷阿尔，则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强调了革命的积极意义，指出：“一场革命发生之日，就是我们进入新时代之时。”
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使“革命”渐渐变成一个受人们欢迎的褒义词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人们变得越来越习惯于称呼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件为“革命”，并对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寄予越来越殷切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