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布利看来，“革命”固然是破坏秩序的坏事，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还有比它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不自由或受奴役。如果一个民族不得不在“革命”和“奴役”之间作出抉择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奴役的话，那么这种“革命”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一观点是他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里借一位虚构的“英国绅士”之口表达出来的。马布利笔下的这位“英国绅士”认为，只要一个民族还没有因专制暴君的长期压迫而完全丧失改变现状的信心和勇气，只要这个暴君的权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巩固，就有可能恢复自由：因为如果统治者的权力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的话，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还可能碰到新的困难，意味着它的成长可能被遏止，意味着它可能被动摇和被取代。“所以”，这位“英国绅士”用一种颇富煽动性的语调说道，“我认为那些革命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希望——从他的身份、力量和才能来看他也必须——做出努力，来使这些革命有益于他的祖国。”
“革命”可能对祖国有益！在流行着对“革命”即动乱的仇视和恐惧心态的旧制度法国，这一观点的宣布不啻是一声惊雷。专制王朝的御用文人不是力图把“革命”消极化吗？马布利偏反其道而行之，向法兰西民族吹响了把“革命”积极化的号角！他告诉人们，“革命”尽管是一种动乱，但通过这种动乱却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如果法兰西民族摆脱了偏见，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推进自由的事业；反之，倘若法兰西民族没有这种政治自觉性，则专制制度就必然要利用这个“革命”来加强它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场革命就不仅仅（或者说不一定）只是一次由于感情用事而引起的混乱，因而它也就不仅仅（或者说不一定）只能作为一个消极的事实来经历。相反，一个摆脱了偏见，下决心恢复自由的民族完全应该把它转变成一种积极的行动。
尽管马布利从未完全破除“革命”即“动乱”这一传统概念，但他毕竟首先冲破了裹在“革命”周围的那团消极性迷雾，并且赋予其一种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自由民主化的积极意义。应该说，马布利在旧制度法国的“革命”观上打开的这个缺口是意义深远的：它是“革命”的词义在法国由政治动乱向社会理性的进步转变的重要开端。
另一些著名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达朗贝尔等，则为“革命”词义的这种转变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工作。当时这些启蒙学者也热衷于谈论革命，不过他们的着眼点跟那些御用文人，甚至跟马布利，都迥然不同：他们关注的不是那些政治层面的“革命”事件，而是处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长期的变革过程。结果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以往通常被用来表达政治不稳定或动乱的“革命”一词，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成为某种健康的社会转变过程的指代，被用来表达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节律。“革命”的词义本身也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积极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