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革命者的词典中，关于“民族再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一种是奇迹式的，或者说是圣宠式的“再生”。它认为新人是在突然间“创造”出来的，不是慢慢“形成”的，无需什么方法，不要任何审慎，也谈不上有什么障碍——新人随着革命的冲动自然而然应运而生。孔多塞就这样说过：“一个幸运的事件一下子就为人类的希望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一个瞬间就把今天的人和明天的人拉开了一个时代。”（《公共教育问题回忆录》）再看看“奇迹式”再生观的其他表述：不用动手，吹一口气，就能实现民族再生：“你们向毫无生气的尸骸吹了一口气，宪政立时就开始建立，并已表现出积极的活力。尸体在自由的触及下复苏，而且获得了新生。”（米拉波：《第一次演说》）甚至连气都不用吹，只需想一想就可以达到目的：“要调整世界的命运么？你们只要有这个愿望就够了。你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说一声光明在此，光明就到了。”（布瓦西·当格拉：《就艺术和鼓励艺术的必要性呈国民公会和教委的若干意见》）——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神奇的严新气功：全身的放松入静、断骨的愈合、陈年痼疾的祛除，均无需任何动作和时间，只消施加一个意念足矣。
另一种“再生”概念则是任务式的，主张“再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由于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难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故革命的冲动并不能自由驰骋，前进的道路上将布满障碍，其中既有外在的障碍（即各种旧制度拥护者的顽强抵抗），也有更危险的内在障碍（即人民内部的各种旧记忆、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而所有这些障碍的存在，无非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的圣宠并不能普施于每一个人，同一个民族中会同时存在着新人和旧人。共和二年雾月8日（1793年10月28日），救国委员会的机关报《反联邦主义者》明确宣布：“我们中间的确有新人，他们不曾为革命所吓倒；他们适逢良机，焕然新生，以适应新秩序的需要。但是也有一些假爱国者，他们在我们中间败坏着道德。”甚至那些新人的创造者，即那些被称作“掌握着民族命运的导师”的人，也常常会加入反抗民族再生的行列。因此，说民族再生可以一蹴而就，那是海外奇谈；用谢尼埃的话来说，那些自以为已经在他们的工作中“赋予足以使人们变成新人的强大智慧和神奇力量”的人，简直就是疯子。要真正实现民族再生，还是得丢掉幻想，直面现实，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
历史学家还发现，这两种对立的“再生”概念并不能相应地同大革命中不同的政治派别或不同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因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同一个人或同一篇演说交替地表达出这两种概念。例如，在1789年后曾旗帜鲜明地鼓吹过奇迹式再生的孔多塞，也曾大骂过法兰西民族的劣根性，说这个民族在墨守成规方面堪称世界之最。国民公会议员格雷古瓦教士主持制定过许多统制经济的措施（反映着任务式的再生观），但他同样也承认“自然比我们更聪明”，承认有时候还是应该实行自由放任（反映着奇迹式的再生观）。强烈憎恨雅各宾专政的吉伦特派分子迪劳尔，在共和七年获月看到共和主义教育因缺乏计划和制度而濒临失败的时候，由于深信共和制的真正敌人是民众的古老习俗，竟也提出了根除一系列民间陋习和迷信的主张。而热烈的山岳党人迪昂，却用极严厉的字眼抨击过拉栖第梦式的乌托邦空想（把斯巴达咒骂为一座“修道院”）。显然，在这两种再生观之间，我们看不出温和派和激进派，或革命的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