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统一征信体系的建立以及社会评级机构的发展，监管当局对于商业信用的限制也逐渐放宽，在这种背景下，允许企业发行无交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是客观趋势。当然，出于维护金融交易秩序的考虑，在具体实行上，可以采取市场准入、信用评级制度，企业在发行票据时应当符合一定条件，这样可以避免票据欺诈和信用膨胀。
（三）关于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
最大有效性原则作为一项解释原则，是指在票据及票据行为存疑时，应当从有利于票据及票据行为有效的角度进行解释。[9]我国的票据立法同样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如《票据法》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而在某些票据形式要件欠缺的情况下，通过立法作出补充安排，也可以使该票据不因此失去效力，例如《票据法》第23条规定，汇票上记载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汇票上未记载付款日期的，为见票即付。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汇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但是，作为当时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支付结算手段也很落后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法律，《票据法》更为注重的还是票据的安全性与真实性，这也使其一些规定并不符合最大有效性的原则。例如《票据法》第7条规定，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这两条规定，受到了学界很多批评。关于签名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法律规定过于死板，票据姓名记载的目的在于明确票据的债务人，从而使得持票人能够通过票据上的记载向特定的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而在当今社会，很多名人的笔名、艺名广为人知，但其真实姓名所知者却寥寥无几，此时使用笔名、艺名实际上也更可能为相对人所接受。因此，票据当事人签署笔名、艺名实际上同样可以使票据权利人能够确定债务人和使其确定责任，因此没有必要严格规定票据上的签名只能为当事人的本名。[10]至于票据上的记载金额，我国法律将大写和小写数字不一致的票据统归于无效，这样规定也是过于刚性。尽管立法目的在于要求出票人谨慎行事，以免产生纠纷，但是从促进票据流通使用的目的来讲，法律可以规定一个合理的解释原则，从而确定票据记载的金额，而非简单地认定为无效。从国外立法来看，通行的做法均是将文字表述的金额作为依据，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公约》和《国际汇票本票公约》均有规定，以文字表明的金额与以数码表明的金额不符时，票据应付金额以文字金额为准。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票据立法可以借鉴这一做法。
（四）关于电子票据
近些年来，网络数据的应用使得商业银行结算成本更为低廉，也更为安全、便捷，电子票据逐渐成为现今各国商业交易中的重要支付结算手段，然而我国票据立法却未能承认电子票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5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应当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的票据。”《支付结算办法》第9条规定：“票据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单位、个人和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必须使用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的票据凭证和统一规定的结算凭证。未使用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的票据，票据无效；未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格式的结算凭证，银行不予受理。”《票据法》对此尽管未作明确规定，但其背书、签章等具体规则仍然是针对纸质票据所设，这使得我国电子票据业务缺乏法律上的明确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