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认为，“人的劳动总有目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47]。这就是说，对象性的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从而使自然不断地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实践范畴，从而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的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而且将它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之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引入存在之中，而在劳动之前，自然界只有因果过程。所以，这一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仅仅存在于劳动及其社会结果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于是，改造现实的目的性设定的活动就成了一切人类社会实在的本体论基础。”[48]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卢卡奇便极为强调“物质实践”、“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人类社会，它的本质就是人的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劳动。这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49]。卢卡奇的论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0]。
至此，卢卡奇回到马克思，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可是，就在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时，他突然又后退了一步，即把一般本体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认为“社会本体论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51]。“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可靠性的科学的根据。”[52]
卢卡奇曾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具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卢卡奇的确不同于斯大林，达到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新境界。然而，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卢卡奇又与斯大林不谋而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卢卡奇最终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化。这样一来，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竟然反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和基础了。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一个对卢卡奇来说似乎不该发生、可确实发生了的理论悲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卢卡奇的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一种依据“时间在先”的发生学的考察方法。以此为方法论依据，卢卡奇把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人类社会这三大存在方式“在世界的不可逆过程中的先后次序理解为本体论上进行自我思考的核心”[53]。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卢卡奇为什么最终把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