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不是生物学上的类，而是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本质，即使是类本性，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再铸造而发生变化。人的自然本性取决于人的肉体组织，但它的实现方式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饮食男女本是人的自然本性，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体现的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现象，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社会现象。
实际上，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不是指丧失了人的自然本性，而是指违反了特定社会公认的做人的准则。可以说动物的本性在动物自身，但不能说人的本质在人自身。不能用人的类来说明人的本质，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理解人的本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的“两种特质”，即人的肉体特质（私人特质）和社会特质的问题，并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30]。
现实的人都表现为个体，离开了个体，人必然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抽象存在。但是，任何现实的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个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社会中，个人——集团（阶级）——社会是统一，个人属于一定的集团（阶级），而各个集团（阶级）构成特定的社会。所以，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个人——集团——社会，而不是个体——亚种——类。费尔巴哈提出，“类的保持是由于自然的理由，类无非就是借**而繁殖蕃衍的个体的总和”。显然，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31]。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观点，把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体和类的关系转变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和类是不同的概念。“类”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然同一性，而“社会”关注的则是个人之间的全部关系。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2]从类的观点来考察人，只能看到抽象的同一性，差异只是性别、肤色、年龄等；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人，看到的是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差别，如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和工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有两个基本命题，即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这两个命题并非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人的本质是劳动”有待于深化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劳动。但是，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之所以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制约。劳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因此，要具体说明人的本质是劳动，就必须从劳动上升到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是以“人的本质是劳动”为前提的。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成为现实的人，而在劳动中的人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33]。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决定着人的社会特质。所以，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不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外，社会关系也不是形成于劳动之外。劳动和社会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示了人的本质。“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4]；“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