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解释中蕴含着如下结论：一是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功绩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正是这一点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费尔巴哈哲学是介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唯一的至少是最重要的媒介，马克思是通过返回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彻底决裂的；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一般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他知识领域里的一切见解都不过是把这种唯物主义加以运用和推广的结果。
但是，当深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时，这种理解方式却遇到了困难。
首先，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实在论）与唯心主义（唯灵论）抽象对立的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既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唯物主义，也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唯心主义，而是称作人本主义或人本学。这一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要扬弃唯心主义（唯灵论）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并肯定“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25]。
其次，马克思不愿认同的恰恰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6]这表明，马克思没有也不愿返回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
马克思这里的表述与列宁的相关表述存在着重大差异。按照列宁的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27]。如果说马克思关注的是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与一般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差异，那么，列宁关注的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立场与一般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共同点。列宁的理解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把一般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理解为对一般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推进。
最后，马克思在叙述自己的思想发展时并没有提到费尔巴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解决在《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的疑问”，他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8]这一“寻求”的结果，就是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里，马克思勾勒出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解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历史观。
显然，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线索来说，费尔巴哈并不重要，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抽象的自然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恰恰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9]由此可见，尽管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有一定的影响，但断定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阶段是缺乏依据的，把一般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实际进程的。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间的本质差别，就要重新解读马克思这一重要的论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0]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引申出来的。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感性直观为本质特征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实践活动为本质特征的，而实践活动乃是对感性直观的扬弃。明白这一点，就会抛弃“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话，走向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