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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论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2年之前。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在总体上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在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40]

第二个阶段是从1843年到1848年。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媒介，从总体上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布·鲍威尔等人仍然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地上活动，并认为“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41]。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哲学的贫困》蕴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第三个阶段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重新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42]

从上面这些代表性的表述中，可以引申出两点结论：一是马克思系统地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二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是批判继承的关系。无论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致力于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还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力图割断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从《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视角来理解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有其一定的根据。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分析黑格尔的泛逻辑神秘主义时指出：“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4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到关于《资本论》的准备性研究时指出：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神秘化了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44]显然，《逻辑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存在的。德拉·沃尔佩在解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认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根本之点，是通过对法哲学的基础——逻辑学的批判而确立了新的方法。

但是，对马克思来说，《逻辑学》并不是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著作。这是因为，《逻辑学》关注的是与一切现实相分离的绝对的、纯粹的知识，它既是逻辑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又是对这一运动的自我认识，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所以，对马克思来说，《精神现象学》比《逻辑学》更为重要。“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45]因此，在剖析黑格尔哲学体系时，“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46]。

《自然哲学》对马克思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为撰写论文做准备的七份笔记和阅读黑格尔《自然哲学》时写下的“自然哲学提纲”的三个方案，都能看到这种影响。但是，不能由此作出结论，即《自然哲学》对马克思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向承认自然第一性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