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费尔巴哈的某些哲学见解又的确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本质，即宗教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产物，“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55]。马克思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即为整个实证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其次，费尔巴哈揭示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秘密，即“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三个因素：一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即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二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即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三是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统一，即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的秘密正是由费尔巴哈揭示出来的：“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56]马克思认为，正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为整个德国哲学的发展指明了出路。
最后，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的原则，明确指出：“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57]虽然费尔巴哈的“感性”具有直观的性质，但它启发了马克思，并进一步把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创立了与旧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有本质区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联系的根本点，是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和人本主义的学说，并把费尔巴哈的停留在感性直观上的抽象的人改变为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从而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前提。
在某种意义上说，上面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考察还是抽象的，因为这种考察仅仅停留在费尔巴哈哲学本身，还有一些超出哲学之外的重要因素需要先行地加以澄明。
第一，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不能撇开他的法哲学研究的背景。马克思早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法和法哲学上。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提到自己正在编撰一个适合于一切法的领域的法哲学体系：“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58]通过对法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市民社会，并得出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59]正是通过法哲学研究，使马克思站在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的哲学起跑线上。费尔巴哈几乎很少谈论人类社会，“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60]。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始终是以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为基础的。与此不同，马克思是从法哲学的视野中来探索人的问题的，而法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与物（占有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在法哲学研究中得出结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1]也正是通过法哲学研究，使马克思十分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因为这部著作“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