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体系，它们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却并非专属这个时代，相反，它们具有跨时代的症候。马克思哲学就属于这些为数极少并且具有恒久魅力的思想体系。一种仅仅适应某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他所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20世纪后半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21]的确如此。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22]；马克思哲学属于现代唯物主义，但它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现代”中露出的“后现代”端倪，并对其加以批判审视，因此，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漠视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哲学。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23]。马克思哲学当然不是后现代主义，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不仅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而且现代观念也无法涵盖。哈桑由此认为，可以用“后现代”来命名这些不同于“现代”的现象，并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性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24]。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审视和反思。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5]。因此，在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自然地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充分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可以说，反对“形而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共识。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并认为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26]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还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余的历史观具有优越性。
德里达指出：“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27]在德里达看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