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所处时代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时代，再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工作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过程。从学理的角度说，这种转换是批判工作不断细化、深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它揭示出社会批判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同时又显示出这种批判有其转承逻辑和现实意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其“批判”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
无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将17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时代。《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焦点之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分析与批判，充分而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后现代指向。其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之“内”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何处破坏了自身”[45]。
为了真正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及其后现代指向，需要重读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经典论述。为便于行文，有必要详引那段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段落：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6]
从表面看，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视域伸向未来的一个最动人心弦的例子。实际上，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典型例证。这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推到了极限，同时也就凸显出现代性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为人类开辟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其最高成就就是社会化的人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合理性表现在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或“有个性的个人”虽然要以此为前提，但他并非现成地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而是站在它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