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哲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代表着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共同看法：“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41]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趋向着“有个性的个人”。在针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显出持续变革中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那么，马克思哲学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2]利奥塔由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和“后现代”有“深刻的理解”。受马克思的启发，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开始研究上述变革的效应，如贝尔抨击“文化渎神现象”的蔓延，布迪厄分析“文化生产场”的发达机制，吉登斯透视现代的“知识不确定性”及其后果，等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直面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发出“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理性的陨落”、“人的终结”这些惊世之叹。在探讨“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及其危机意识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密切相关。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绝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43]正是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马克思坚持“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4]。换言之，马克思哲学把“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是马克思哲学注重“批判”的本质所在。后现代主义同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首先是作为课题或问题而存在的，它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以“去掉”、“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这是后现代主义注重“解构”的秘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