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重写现代性”。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所粉碎，当代科技革命及其后果则使人们对现代性本身发生质疑。现代性由此成为一个问题，而非确定无疑的答案。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进行“从后思考”、重新阐释、重新理解。“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40]换言之，后现代并不是指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可以说，马克思以及尼采、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写现代性”。
从历史上看，“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而运作始于17世纪，现代建立起来的关于理论、自由、进步的“宏伟叙事”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社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不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始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表征历史分期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促并生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正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换言之，是在“重写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
当然，马克思哲学原本没有“后现代”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哲学却蕴含着“后资本主义理论”。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概括地说，“后资本主义”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思考，预示了社会革命的可能和前景，“后现代”则侧重于对文化、观念、知识状况的思考，蕴含了改造的目标和可能。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理论或意义理论的阐发，“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之间呈现出既排斥又融合、既平行又交叉的微妙局势。
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同“后现代”联系起来的是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中，贝尔认为，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贝尔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尽管马克思哲学没有“后现代”概念，但其中不乏后现代思想。人类思想史表明，概念与思想或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可能一致，但也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当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已经提出时，概括这一思想或理论的概念却往往未能准确地表述出来。这是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上常见的现象。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但直到1890年，恩格斯才概括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二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服务，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但始料未及，辩护的结果与“元叙事”的初衷构成绝妙的讽刺：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学突飞猛进，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