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就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状态。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下的那个实在”。马克思的确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现代西方哲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分析哲学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所关注的仍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体现的仍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联结点的寻求。人类关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语言的意义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实际上就是从对人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维特根斯坦后期从生活形式的观点去理解语言和意义，并揭示了语言的公共性、实践性，这与马克思哲学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而塞尔等人的语言行为理论具体分析了“以言行事”的语言功能，不自觉地为马克思哲学提供了语言哲学的论证和说明。当然，分析哲学毕竟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马克思仿佛预见到了这种“语言学转向”似的，他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8]
当然，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并没有销声匿迹。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一次悲壮的“复辟”，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的一次辉煌的复兴。问题在于，在经历了现象学运动之后而开辟了存在主义新路的现代西方哲学，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及其指向性的伟大原创性。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意识到“在总是此在之在”，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才能显现出来。由此，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9]萨特既意识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批判为存在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觉察到存在主义自身的某种空缺，所以他提出要使存在主义“依附”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并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产生马克思哲学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甚至仍在用马克思哲学的话语在说话。即使后现代主义力主“重写现代性”，其实质仍是在关注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后现代主义所谓的“人的终结”，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异化状态的批判。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历史噩梦是异化劳动”，应当“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在解构了人的先在性和超验性之后，后现代主义宣告：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并力图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自然的对立，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0]所以，在审视和反思现代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态的批判很自然地浮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语境中。杰姆逊认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
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使得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任何一个流派都无法避开马克思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视而不见。就内容而不就表现形式，就总体而不就个别流派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根本方向的，马克思的确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创造性的对话者，而且是现代西方哲学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一理论以至整个哲学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生存论的本体论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生存论的本体论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创建的，它在当时以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理解和关注。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它使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践和科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使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生存论的本体论以及从人的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这一方法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