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在实际认识历史时，却不可能从原因推出结果。这是因为：（1）历史已经过去，产生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2）人们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中模拟这些原因。因此，要真正认识历史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只能走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从“事后”、“发展的结果”开始，逆向溯因。
逆向溯因并不是按照今天→昨天→前天……的严格倒向次序进行的，而是首先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在“完全确定的材料”的基础上，寻找“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然后，从现实社会出发，一下子飞跃到被考察的对象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对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49]。这样，就能发现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运动的原因所在。
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无论是典型分析，还是逆向溯因，都必须使用科学抽象法，在经济分析以至整个历史科学中，科学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5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抽象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它沿着两条道路进行，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51]。应该说，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就认识过程而言，认识从“完整的表象”开始，借助于“抽象力”，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就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认识却是从“抽象的规定”开始，换言之，理论不是以各种“表象”作为自己的要素，而是以各种“抽象的规定”作为自己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借助于“抽象的规定”，理论思维才能运转起来；只有借助于“抽象力”，才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理解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才能“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从而“复活死去的东西”，使过去的历史资料重新“开口说话”。这样，就会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从而深刻而准确地在理论上“再现”客观历史，并产生一种批判的理论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从后思索”以至全部反思运动绝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搏动。实际上，它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与原有的理论体系矛盾的产物。[52]当实践展现自身的新形式以及“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大量产生时，旧的理论就会出现“危机”。但是，由于理论本身是由初始概念按照一定逻辑原则建构起来的体系，是一种定型的理论结构，所以要使“改变了的经济事实”产生相应的理论，就要反思原有的理论体系，改变它们的结构，这就产生了思维的反思运动。因此，反思就其本质而言，是由于“改变了的经济事实”而造成的人们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反思。
这就是说，“从后思索”在本质上仍然是反映，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如果说理论是一级反映，那么，反思则是对一级反映的反映，即二级反映。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或摹写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自我意识”的建构过程；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现实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而从现实实践出发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