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实践反思便具体化为“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早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中就已经存在了，并“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但是，人们对商品的科学认识却是在“后来”，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获得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品生产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占统治地位，并达到了“典型的形式”。由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从后思索”法，即“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37]。
“从后思索”法虽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但它却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思维方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采取了“从后思索”法来分析古希腊哲学，即“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晚期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这些体系合在一起看正形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所以“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的历史的钥匙”[38]。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不是把伊壁鸠鲁之前的这种或那种哲学放在“首位”，而是相反，“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39]。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社会制度低于当时的世界历史水平，因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到冲突。”[40]因此，如果“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去否定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依然要犯时代错误。为了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德国的历史发展，必须从“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出发。换言之，应从当时的先进实践出发来理解较为落后民族的历史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4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2]。
可见，马克思始终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理解历史的钥匙。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从后思索”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探讨“从后思索”法“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43]。应该说，“从后思索”法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核心。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可能，其客观依据在于：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所以，透过现实社会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过去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因素”是尚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部分“因素”在过去的社会形式中只是“征兆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因此，那些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44]。在历史认识论中，“从后思索”也就是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