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科恩的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科学哲学从证实走向证伪，产生了波普尔、拉卡托斯的批判理性主义，而后又由于证实、证伪本身的困难，走向科学历史主义。到这里，“形而上学”又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而被现代西方哲学接纳了。这似乎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按照科学历史主义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观点，科学思维必须运用概念框架。“概念框架是一种我们用以理性地整理我们知识的方式。”[5]这是其一。
其二，哲学实际地“在（1）形而上学、（2）认识论、（3）逻辑的一般标题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介入了上述这些问题”。因此，科学家并不能拒斥“形而上学”，只不过自发地“把早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形式化的影响带入到他的工作中”[6]。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些人都不仅曾帮助科学概念框架的重新形成，也帮助哲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形成”[7]。
不难发现，瓦托夫斯基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同的。但这种相同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恩格斯是站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的，而瓦托夫斯基则是经过科学在20世纪的反复讨论、反思后才认识到的。这是从两条道路出发的认识过程，然而在认识的结果上却有着天然的一致。这表明，这一问题在认识上具有“不可回避”、“不可抗拒”的特点。
可证实性与“拒斥形而上学”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问题是否有意义，取决于问题的理论可否证实或证伪，如果一个问题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亦即“形而上学”的问题。石里克最早提出证实与意义的问题，并把可证实性区分为“经验的可能性”与“逻辑的可能性”。艾耶尔进一步把可证实性区分为“实践的可证实性”与“原则的可证实性”。
问题在于，可证实性本身遇到了逻辑上的困难。实际上，由于认识、科学、实践在不断发展，完全的证实与完全的证伪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卡尔纳普又提出“确证”，并对“确证”与“证实”、“可检验性”与“可确实性”，以及意义原则与证实原则作出区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所谓证实是“决定性地、最后地确定为真”[8]，而确证只是现阶段得到确定，并不保证以后也确定。“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性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也不是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9]
可证实原则遭到来自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的毁灭性打击。波普尔首先批判了归纳法，认为归纳只能总结历史，不能预告未来，不能给未来以必然性甚至偶然性的知识，因此，归纳法不能算作一种科学的方法。在反归纳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主义原则，即科学命题都是普遍命题、全称命题，而任何证实都是个别的，个别又不能经归纳上升到一般，所以科学理论不能证实，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命题。
所以，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并不在于观察的累积，而是在于推翻不那么好的理论并且用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内容更丰富的理论代替它们。”[10]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没有可以“证实”的理沦，只有现在被“验证”的理论；但即使现在被“验证”的理论，也总有一天被证伪，任何理论都必然地最后被证伪。
历史的发展是奇特的。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可证实性，其片面性的要求被另一端证伪性所完全否定。其实，离开“形而上”的思考，完全局限于证实与证伪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证实与证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马克思哲学既不完全否定证伪性，也不完全否定证实性，相反，它强调“经验的观察”的重要性，强调“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并把唯物史观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11]。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把实践检验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看作是既有整体性又有方面性，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既有直接性又有间接性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看到证实、证伪过程的确定性、重复性，又要看到证实、证伪的条件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只有看到并承认这种证实、证伪的确定性，思维才有坚实的基础，才有现实性，同时又要看到不确定性，这才有思维、实践过程的发展性。可以说，只有立足于实践运动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才能超越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原则，超越什么都可以的无政府主义原则。
现代科学与哲学发展表明，科学思维本身也在反思自己，对“形而上学”、“证实”、“证伪”这些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运动，它表明科学思维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辩证思维形式，它包含着“悖论”、“相对性”、“测不准性”、“人择性”。所有这些证明了一点，即我们再也不能在原来的知性思维的层次上来解释科学思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