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维发展的巨大变化，便是知性思维通过自身内在矛盾向辩证思维“复归”，科学思维跳出了近代知性思维的框架，具有了新的形式。这一条“复归”道路的实现是充满矛盾的：起初，人们“拒斥形而上学”，要求贯彻完全的实证主义原则与证伪主义原则，但后来人们认识到，“形而上学”不可能完全拒斥，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历史的事实是，从前门拒斥出去的“形而上学”问题，又从后门变形地接受回来了；实证论遇到了自己的反面否证论，更新为历史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新潮流。
我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孤立、静止、片面地考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是指一种超经验的思考。现代西方哲学所拒斥的形而上学指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按照石里克的观点：“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1]卡尔纳普认为：“我想指称为形而上学的那种性质的命题可以最容易地以下述几个例子来说清楚，如泰勒士说‘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说‘是火’；阿拉克西曼德说‘是无限者’；毕达哥拉斯说‘是数’。‘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永恒理念的影子，而永恒理念自己则是存在于无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领域中’，这是柏拉图的理论。”[2]
在卡尔纳普等人看来，古代对本体论的讨论是形而上学，没有意义，而近代对认识论的讨论，也属于形而上学，同样没有意义，认识应该局限于经验、知识，限于可证实的范围之内。卡尔纳普等人“拒斥形而上学”有其合理因素。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由此，“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同时“在理论上威信扫地”[3]。在科学非经典化的现代，仍然去追求某种一成不变的本体论，离开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去研究物质一般、精神一般，当然是不可取的。但问题在于，卡尔纳普等人把这些合理的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不理解个别中的一般、有限中的无限、不能脱离部分的整体以及在这些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思考。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应该拒斥的“形而上”问题，而是现实的人类实践和认识的问题。
当然，要拒斥对世界作整体思考的“形而上”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规定”，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拒斥不拒斥“形而上学”，“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4]。
说到底，科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其原因在于（1）科学本身就是思维的结晶，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要涉及思维的对象、过程、形式、方法等，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在哲学的综合下定型的。因此，科学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必然涉及“形而上学”。（2）科学家的思维并不能完全停留在事实上，总是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形成某种“抽象”，而科学与科学之间的交叉又要求形成科学的综合，这种抽象和综合离不开“形而上”问题。因此，人们无法拒斥理论思维和哲学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