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现实的人的“异化劳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36]。其结果是，“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37]。这就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所作出的论证。
可见，在马克思这里，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构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不断地深化自己的本体论求索。
1845年，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8]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彻底批判，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标志着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追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以往的全部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真实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转换为实践活动。这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整个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根本问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9]这就是说，针对思想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个贯穿于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实践是它的根据即本体。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针对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争论，也就是针对人何以为人的争论，明确地把人的存在的根据归结为“革命的实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五、六、七条中，马克思以批评费尔巴哈的相关哲学观点的方式，集中地论述了从“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的世界、人的本质和人的宗教感情。而在第八条中，则把上述思想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论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0]这样，马克思就在把确认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解决理论的神秘主义相统一的意义上，确认了实践的本体地位，即用实践作为根据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破解对理论的神秘主义理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九、十两条中，马克思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根据诉诸实现这种“实践转向”的主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