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哲学史就会发现，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是近代西方哲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而对于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为生活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来说，它的根本使命就是实现“上帝人化”，即把“上帝”作为世界的根据转化为“人”自己是自己的根据。因此，在“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哲学本身经历了以“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取代“上帝本体论”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本体论问题已经发展为“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费尔巴哈更为明确地提出，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其使命是把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抽象的肯定，转变为人类自身的解放。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曾经自豪地提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30]。
1842年，马克思在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一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1]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强烈渴望和实现哲学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强烈要求。这种渴望与要求，促使马克思将对人的理性思辨转化为对人的现实理解。
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可以说，这个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根本”——把对人的追问彻底地诉诸人本身。
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对近代以来的“上帝人化”或反宗教的斗争作出这样的总结：“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32]由此，马克思对新哲学的使命作出这样的概括：“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3]
正是从这个历史任务出发，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4]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为新哲学提出的使命。“解放何以可能”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出发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5]这就是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所作出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