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后一方面，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苏格拉底用自称为“催生术”的盘诘方法去诱引人们据以形成其结论的根据和前提，引导人们明确承认自己的信念或论据中所隐含的矛盾，从方法论的角度推进了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也使古代辩证法趋于成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苏格拉底的兴奋点不是探寻世界本原，而是对诸如勇气、义务、虔诚、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这些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信念进行辩证法式的批判反省，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
这样，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即雄辩的批判方法，便显示出两方面的启发意义：一是把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引向作为信念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本体，从而把揭示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升华为对本体观念的前提批判；二是把哲学的兴奋点由探索自然的奥秘引向对社会生活的反省，把宇宙本体论引向人类学本体论，从而把对象化给自然的人的本质及其矛盾引向主体的自我批判。作为这两方面的统一，苏格拉底的辩证法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本体论的真实意义并不是确认什么是世界的本原或什么是真实的存在，而在于寻求判断存在和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就是说，本体就是人类自己信念的前提和根据；本体论就是关于人类信念的前提和根据的理论；本体论批判就是揭示人类信念的前提和根据的内在矛盾，它蕴含着本体观念的重大变革，也蕴含着辩证法形态的重大转换。
古希腊哲学是朴素的，也是充满生机的，其根本特征，恰如列宁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评论，是“寻求”、“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然而，这种充满生机的寻求和探索，在西方中世纪哲学中“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求、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6]。
辩证法被扼杀的根源，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上说，是由于把批判性的本体论探索，即揭示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变成了对本体的非批判性信仰。当哲学家们把“本原”、“本体”、“共相”、“形式”、“理念”等范畴从与其相对的范畴，即“万物”、“变体”、“个别”、“质料”、“实存”中独立出来并加以绝对化，便演化成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论。
“上帝”作为本体，它不仅是“万物的原因”，即包括人的肉体和精神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造物主，也是“宇宙的原则”，即集真、善、美于一身而裁判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古希腊哲学命题，伴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异化给“上帝”，就变成了“上帝是万物的尺度”这个经院哲学教条。在这里，“上帝”不仅仅是解释宇宙起源的神秘的“第一推动力”，更重要的，是人类道德的立法者和人类正义的仲裁者，是人们用以判断、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尺度，即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这样，上帝本体论就把古希腊哲学中比肩而立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类学本体论以神的形式统一起来，抛弃了辩证法，变成了一神教。
古希腊哲学所建构的是把人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对象化给客观世界的宇宙本体论，中世纪哲学所建构的则是把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异化给神的上帝本体论。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任务，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7]，也就是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
由这个根本任务所决定，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便相应地转化成上帝与自然、上帝与精神、上帝与人的矛盾。揭示、展现和论证这些矛盾，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上帝自然化（物质化）、上帝精神化（理性化）、上帝人本化（物质化与理性化的人化统一）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