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概念的历史性内涵。以劳动概念为例。劳动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但到了古典经济学才达到对“劳动一般”的理解和把握，从而体现出“劳动”、“劳动一般”这一概念的历史性内涵。具体地说，货币主义者把财富看成是外在于人的货币，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性存在转移到主体性活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活动方式，但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仍然把这种活动本身限于获取货币的活动；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纯产品”，反映了农业劳动在当时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把财富理解为劳动（虽然还是一定形式的劳动）已是很大的进步；斯密则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认为就是劳动创造财富。“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12]
这就是说，“劳动一般”这个抽象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的产物。“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13]劳动概念这个例子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规定、最抽象的范畴，同样是特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种社会形式并在这种社会形式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概念因此具有历史性内涵。
对概念的这种历史性定位，使马克思打破了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并表明对资本主义本身必须以历史的方式对之加以提问，从而保持一种批判的理论态势。同时，对概念的这种历史性定位，使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看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具体地说，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从概念的永恒性出发，把现实置于概念之光中，处于概念之外的东西就被舍弃了，而马克思则从概念的历史性出发，把概念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则把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展现出来了，从而读出了抽象概念所不能直接绽现的现实内容。这样，马克思就彻底地打破了思想中心论，使概念的矛盾运动成为现实的矛盾运动的逻辑绽现。
以此为前提，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矛盾规定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双重矛盾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的“二律背反”：要扩大剩余价值，就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会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崩溃与瓦解。打破这一“二律背反”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私有制。这一分析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的主导线索。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化：一方面是阶级的剧烈分化，另一方面是阶级内部个体的尖锐冲突。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4]。并认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15]；同时，“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6]，意识形态正是以这样一种虚幻的“普遍性”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黏合剂，为人们提供理性的价值追求。这就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整体相冲突的文化矛盾。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矛盾分析，马克思引发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但此时的批判，已不是从社会外部价值悬设出发的抽象批判，而是以社会内部矛盾运动为基础的具体批判，是社会发展过程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的自我批判，是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所在和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