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人与物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8]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青年黑格尔派才认为从“理性造反”出发可以解放社会。“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9]
打破思想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再运用概念进行哲学思考。问题在于，只要运用概念进行思考就难以摆脱逻辑控制力。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运用诗性语言也难逃困境。也正是由于这一理由，德里达才说，先写下然后再擦掉。马克思则通过对概念的历史定位走出这一困境，而概念本身的历史定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特定的批判功能和强大的批判力量。
在黑格尔哲学中，每一个概念都是流动的、发展的，每一个概念在其最初出现时都体现出简单的直接同一性，随着意识的自我绽现，每一个概念从直接的同一性走向具体的同一性，这就使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但是，黑格尔的理论前提错了，这一前提就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哲学中，每一个概念都是流动的、发展的，每一个概念都从直接的同一性走向具体的同一性，这就使马克思哲学对概念的运用也贯穿着历史性原则。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前提是对的，这一前提就是现实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0]。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概念的历史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总体性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古典经济学“从实在与具体开始”，“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11]，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抽象是从孤立的事实出发的，因而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的事实。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仔细考察，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抛开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成为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问题都隐藏着其他问题的内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这就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必须以其他问题的“非在场性”的“在场性”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概念的意义就在这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概念的辩证法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具体再现，从而以“思想的具体”再现现实的具体，以“思想的总体”再现现实的总体。马克思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只有这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才能实现概念的总体性定位，才能达到对现实的真正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