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26]当代的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都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及其深刻性、超前性，并表明我们仍处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在当代，无论是对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分析，还是对个人存在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国际交往方式的分析，都必须明白资本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建制，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形态，必须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为基础，否则，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无根的浮萍；同时，又必须明白资本的形态处在历史性的变化之中，因此，随着资本的历史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必须历史性地建构，分析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在每一历史阶段的主导特征，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批判。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资本逻辑从自由资本主义到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换，从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生产关系领域推进到生产力以至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从媒介的变化入手来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时，其历史语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语境又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历史形态的差异。
在当代，马克思的哲学构成了众多哲学家的思想资料，这既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效应，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理论现象，即将马克思同某一思想家直接加以互释，从而造成理论边界上的模糊。我们应当明白，虽然许多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但他们哲学的历史前提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前提存在着重大差异，这就导致了哲学逻辑的切入点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如果进行资本的历史形态的区分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分析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卢卡奇、葛兰西以至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的是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而当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面对的是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时期。这就使许多以马克思哲学为理论源泉的哲学家，实际上讨论的已不是马克思哲学问题域中的主要问题。这就需要从哲学与历史的相互关系中，对哲学进行历史与逻辑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区别什么是马克思哲学问题域中的问题，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域中的问题；哲学家如果汲取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汲取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要经过哪些历史与逻辑的中介，才能真正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的批判。
[1] 《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
[2] 同上书，第44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5] 同上书，第7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7] 同上书，第65—6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9] 同上书，第11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13] 同上书，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