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就不会如此落后；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有其内在规律，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判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
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民族历史活动的选择性密切相关。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社会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胡克由此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43]。胡克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些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及其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但是，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规律性或决定性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历史选择的前提——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是人们历史选择的前提。问题在于，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人们在原始社会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社会，而标榜崇尚自由的西方社会曾“自由”地“选择”一个“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都走过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人们的历史选择是有既定前提并受历史规律制约的。
更重要的是，历史选择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到人类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社会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如前所述，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矛盾对东方社会冲突、影响和渗透的结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是一条正确理解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指导性线索。
[1]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