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规律性决定了社会发展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和一定的秩序性。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发现，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具有不可超越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7]。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道路，是人类总体历史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早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先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形成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出现更不可能先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出发点，所有民族在“人猿相揖别”之后，首先进入的都是原始社会。
确认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不可超越性，并不是否定某一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逾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说，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轨道。纵览历史可以看出，西欧的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东欧的一些斯拉夫民族以及亚洲的蒙古族走着类似的道路；北美洲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但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北美洲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认为，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38]，大洋洲也走着类似的道路；而在非洲，有的民族从原始社会，有的从奴隶制，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39]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典型道路；（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道路的论述以及上述的历史事实足以表明：某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超越一定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跨越过，因而“跨越”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具有重复性，是历史发展的常规现象。
某一民族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跨越”本身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常规现象，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密切相关，又以几种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为前提。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步性，当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时，有的民族还停留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从而在空间上呈现出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的局面。同时，从原始社会起，民族之间就有了一定的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经历了一个从毗邻地区交往到地域**往，再到世界**往的发展过程。交往使不同的民族之间产生相关性，即进入到交往过程中的民族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当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进行交往时，就会产生三种“跨越”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