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另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20]
在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另进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之间便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越过奴隶制而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21]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
随着“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2]。由此，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被消除，世界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单另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世界性，即进入全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历史阶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其民族性为基础，但它又不是其民族性的简单叠加。作为一种整合值，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够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使之协调于世界性之中。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较为落后的民族或较不发达的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与较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3]。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较不发达的国家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走下去。在“类似的矛盾”的推动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自觉地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缩短自身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跨越式”的发展走向世界先进行列。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民族或较不发达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其秘密正在于此。
随着生产力的现代发展，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远古时代的战争交往、契约交往和血缘交往一直发展到现代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科学交往等，形成了交往的“系统值”，并产生了规模更加宏大的“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世界的整体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地球村”。
现在的世界的确是开放的世界。现代世界的开放性增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共生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这种开放性、共生性、世界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如同人的“器官”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现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尽可能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