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即“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是说，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着分工的性质和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促进生产工具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13]分工就是以一定的生产工具为前提，把统一的生产分解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部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分工不过是物质生产各个不同过程的组合方式。
因此，分工实际上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和生产工具的具体结合方式，标志着生产的技术构成。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14]同时，分工“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15]。正因为如此，分工构成了生产力的一环，是生产工具水平和生产者水平的综合体现，因而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6]
分工又同所有制关系直接相关，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分工首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但它同时又是一种人与人的组合，“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17]。分工不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工具的结合方式，而且也是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人们之间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关系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发生的，是从事不同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联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理论出发点，通过对平均利润的分析，揭示出各类资本家怎样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使用的结合中，不断达到利润平均化，从而在经济利益上形成为一个阶级的。
这就是说，分工又是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义语”，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9]。显然，分工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分工的二重性，使之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分工状况以生产工具的性质为前提，本身就体现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形式，同时又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特定的分工体现着特定的生产技术构成，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或经济组织形式，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所有制形式的改变，直至所有制根本性质的变革。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根本性质未变的前提下，就先后经历了个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几种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适应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的要求，并通过生产、分配等环节实现出来。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及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的技术形式?分工与经济活动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这一链条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是通过分工这个中介实现的。这种通过分工而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就是，在世界性发展的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