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批判中，颠倒黑格尔的概念论，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或环节。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费尔巴哈是如此，马克思是如此，海德格尔也是如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对作为近代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意识的存在特性”被相当深入地思考过，当这一过程发展到特殊的关节点时，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原则界限开始显现出来。当这一界限被自觉而充分意识到的时候，马克思则认为费尔巴哈毕竟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其哲学实际上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
问题的核心之点还是在于能否真正瓦解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这意味着费尔巴哈力图摆脱由意识的内在性所预设、所规定的“意向客体”。但是，当费尔巴哈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类意识”的时候，这一摆脱意识内在性的途径就已经被堵塞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最终清算正是由于对意识存在特性的本体论批判而得以凸显的。马克思以一种直接的方式，道出了他对意识存在特性的追询：“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8]
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包含着对黑格尔观念论的颠倒，这一“颠倒”乃是以洞穿并瓦解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作为近代形而上学之完成的绝对，黑格尔哲学的绝对乃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19]。这个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个“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正是意识之内在性及其最高表现。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特别指证了这种封闭在自身内部的主体性是如何要求从这种内在性中“出来”，这种“出来”本身又是“奇妙而怪诞”的。由于“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由于“对内容的渴望”，所以，抽象思维者在某些“虚假的甚至还是抽象的”条件下决心放弃自身，即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20]。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谓“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意味着“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意识之内在性的主体从自身内部“出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作为内在性之主体中“出来”的根本困境和全部虚妄性就在于：当作为内在性的主体性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所释放出来的只是抽象的自然界，即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因为“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21]。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被释放出来的自然界乃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并因而是“非存在物”（Unwesen），正像作为设定者主体的自我意识乃是“唯灵论的存在物”一样；另一方面，作为完成了的内在性的主体性，纯粹的自我活动在“对内容的渴望”中，只不过表明其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即“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22]。
但是，抓住了意识的内在性并理解其虚妄性，并不直接意味着能够把它彻底瓦解。费尔巴哈哲学的悲剧印证了这一点。马克思则通过“对象性的（gegensndliche）活动”这一提法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论“主体性”问题的意义域。“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3]这里，伴随着与作为内在性之主体性的全面脱离，乃是存在论基础的彻底革命。这一彻底的革命瓦解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标志着主体性问题的全新境域，这一境域乃在意识的内在性之外，在近代形而上学之外。
总之，必须在近代形而上学之外，在瓦解其基本建制的前提下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从而正确估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及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