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性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依赖于对其实践原则的先行领会，问题在于，当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活动”被严重误解之际——或者被理解为费尔巴哈所谓的“实践”，或者依循黑格尔式的同一主体—客体来制定方向，都已经使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议论落入到并且被限制在一个完全异质的领域，即近代哲学的领域，旧哲学的领域，被限制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至多只能是黑格尔式的“自我活动”，只能是费希特式的“自我意识”。如果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那么，这样的主体性也就不得不先行地被限制在“我思”（Cogito）或“意识”（Bewusstsein）之中，亦即被限制在“认识”或“知识”中了。正如卢卡奇在谈到他自己早年的“哲学错误”时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解决诸如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决定性问题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落空了”[14]。
虽然海德格尔哲学没有局限于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但他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归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框架中去了。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仅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命题——“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最著名、而且在其存在论基础上最重要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命题”，因为它事实上处于（或设定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中。这里所谓的“狭隘联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处于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之中的联系。
据此，海德格尔就上述命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如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对世界的解释是否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是否都是一种真正的思，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是否都把一种理论前件（Vorblick）预设为工具……针对着这一系列追问，海德格尔的解答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15]换言之，仍逗留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狭隘联系”中的马克思，势必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而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则最切近地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中。因此，“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16]。
依照这种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或“生产之实践性概念”最终仍立足于黑格尔哲学之上，立足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之上。在这样的区域内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主体性问题，就只能居留盘桓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和框架之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的性质及论域取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取决于这一批判在怎样的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触动近代形而上学的根基，并且最终取决于这种触动是否真正击穿并颠覆了“意识的内在性”。可以十分确定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一般哲学”或“整个哲学”的批判，即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后部分的标题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里所说的“整个哲学”，在其根本点上就是指一般形而上学。这一批判起初还是费尔巴哈事业的继续，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