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就以批判的方式提示了他的新世界观，这一新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是包含着某种主体性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0]
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由唯心主义发展起来的“能动的方面”，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方面；这样的主体方面，应当经由改造被统摄涵纳进新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中，换言之，应当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一根本之点相吻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从主体方面（能动的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只有依循实践的定向才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即“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并未始终得到正确的、与其本质相适应的理解。这里，只须举出两个重要的例证，便足以表明，对于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本质与基础的理解，依然是一项需要由存在论根基上予以澄清的任务。
第一个例证是，普列汉诺夫把拉美特利、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统归到“斯宾诺莎的类”，认为他们的唯物主义是相同的，并且批评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是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但是马克思说得对，费尔巴哈用来解释‘宗教的本质’的那个‘人的本质’的概念，缺点在于抽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做到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费尔巴哈就可以消除自己学说中的这个缺点。”[11]可以肯定的是，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生活”、“实践”的概念比比皆是，用得决不比马克思少；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全部缺陷，归结到底，就在于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2]。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费尔巴哈是懂得并且把握了实践批判活动的，从而马克思所谓的“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费尔巴哈的“生活”与“实践”。
第二个重要的例证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正如卢卡奇后来所承认的，他同“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对立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实践上，这种实践概念虽则“对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企图用以“解除世界的必然性”的所谓“行动”，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其“革命实践”概念便表现为一种主观主义的“高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包含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总之，《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实践概念是依照“纯粹黑格尔的精神”来塑造的，其哲学基础乃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而“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