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引入主体与客体关系之中，不仅科学地说明了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主客体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而且为异化理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
把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引入主客体关系之中，也就是要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历史运动。这里，关键之点是找到这种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中介环节就是“分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17]，但并未对此展开讨论，更未深入地考察分工与生产和交往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则成为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它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互作用的中介，通过分工，主客体间的交换关系决定着、限制着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也制约着、限定着主客体间的交换关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呈现出一种双向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主体人首先是和自然对立的，人必须通过他的活动改变自然的直接存在形式，才能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主体对于客体能动的改造过程。
在抽象的意义上，主客体间的关系即为生产力状况。一般说来，生产力的每一种进步都标志着主客体关系的发展，即意味着主客体对立的一种克服，意味着人与自然相统一范围的扩展。
在具体的意义上，即当主体不是抽象的、单一的主体，而是现实的、多数的个体时，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就并非直接是主客体对立的克服与统一范围的扩展，而是带来某种“二律背反”现象，即主客体对立的加剧、主体自由的丧失。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在诸多个体共同活动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的发展，即“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8]。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分工导致了每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特殊发展及活动的专门化，同时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定阶段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剩余产品的出现就为社会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由谁占有剩余产品。分工的发展则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9]因此，分工必然导致少数人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即导致私有制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0]。
私有制的形成意味着以往统一的、真实的社会共同体被分裂了，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对立的阶级关系所取代，即“在分工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21]。经济领域的阶级对立又必然导致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即以社会的名义对敌对阶级进行斗争，这就使得以往真实的社会共同体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的“虚幻的共同体”[22]，即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