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8]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剩余等价物”的限制，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
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而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资产阶级意识到，不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不建立反危机和预防经济危机的社会机制，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国家干预和私有企业并存，垄断和竞争并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出现某种社会化趋势，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有所增强。有的西方学者由此认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权威和私有企业的策动力相互作用，既保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缺陷，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确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能力尚未衰竭，但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却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早就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29]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家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形式，还是采取计划干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私有企业活动的基础上安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是为了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垄断形式，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都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及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30]。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1]的确如此，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非洲的殖民化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正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使一切民族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同时又用暴力迫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从而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结构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外围”或“中心——卫星”式的体系，即工业国是“中心”，农业国是“卫星”。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