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决定了货币必须成为资本，才能保证成为财富的真实存在，因为只有资本才能完成价值增殖过程。一旦商品、货币作为资本被加以使用时，资本拜物教也就完成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的增殖被看成是资本本身的结果，是资本的自行增殖，而“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实际上，资本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45]；这样，资本就被抽掉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仅仅被看作是“物”，从而造成了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一旦形成，便成为整个拜物教意识的核心，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日常观念层面的论证。由于资本的惯性运转，这种拜物教意识无时无刻不在生产出来，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
一旦商品或货币作为资本被加以使用时，资本拜物教也就完成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而“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46]。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物质生活过程是一个自然的“颠倒”过程，它发生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日常生活观念层面的拜物教意识是这一颠倒过程的自发反映，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对这一“颠倒”过程的自觉反映。这一自发反映从潜意识层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自觉反映则从思想体系层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始终立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现实生活过程”解释观念的形成，阐明意识的所有理论形式，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7]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3] 同上书，第8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7] 同上书，第72页。
[8] 同上书，第8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