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意识活动是凭借语言进行的。意识是语言的内容，而语言则是意识的载体。“‘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5]只有借助于语言，人们才能进行抽象概括，从而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16]；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人们才能依据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形成理论体系。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是意识活动本身的要素。“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在语言中把自己的意识或思想固定下来，并把它作为观念客体进行研究和反思，形成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使人类的祖先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地接触到对象世界的属性和关系，形成以大脑为中心，以感觉器官为门户的统一的神经生理结构，这就为人摄取、加工、综合各种信息，实现主体对客体的相符性反映奠定了自然前提。同时，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劳动越发展，人们越需要交往，由此产生了语言。交往的扩大和语言的发展作为两个强大的推动力，使人的意识活动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使人的意识活动形成了不同于生物遗传方式的社会遗传方式。这种社会认识结构和社会遗传方式是在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通过活动的“内化”逐步形成的。
具体地说，人在运用工具实际改造对象的过程中，逐步使外部的实际动作方式发生向内部的观念动作方式的转化即内化，并使后者同前者保持一致。这就形成了人所特有的以逻辑形式固定和沉积下来的认识图式。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语言使认识超出了个人体验的狭隘范围，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共同的表达方式；语言的运用使人们能够在观念中对客体进行加工和改造，从而使人对物质世界的观念把握成为可能，即使人的意识发生成为可能。
语言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并对意识活动发生影响。尤其是随着书面语言的发展，形成了波普尔所说的“客观知识世界”，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象化、客观化的知识世界。“客观知识世界”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得以保存、延续的根本保证。具体地说，人类的个体会死亡和消失，但个体所取得的意识成果则由于语言符号的记载而进入“客观知识世界”，从而得以保存、延续和发展。这就使得个体认识的成果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
无疑，世界在人的思想、语言之外存在。但是，人们只能通过语言去理解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人们掌握语言的多与寡，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他们对世界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界限就是认识的界限。语言自始至终参与意识活动，语言符号是人们进行意识活动、表达认识成果、进行思维操作的感性工具。语言符号和意识活动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具有共同的来源，并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反映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以至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正确理解和把握语言是打开人与世界关系之门的钥匙。
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高度重视语言问题，并在哲学史上实现了“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断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7]罗素指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18]从本质上看，“语言学转向”所体现的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人与世界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显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对思想、语言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这种总体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世界在人的语言中变成人的世界，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们只能谈论“我的世界”。
分析哲学的这一见解不无道理。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语言出发去研究世界，实际上就是从对人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但是，分析哲学毕竟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最终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从根本上颠倒了实践与语言、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仿佛预见到这种“语言学转向”，明确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9]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0]从根本上说，语言结构是实践结构在人脑中的内化与升华，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语言不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根本联结点，实践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联结点；不是语言决定实践，而是实践决定语言。只有从实践出发，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语言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才能说明蕴含在语言中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
从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看，语言影响思维方式，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当然，语言不是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但语言的确影响思维方式。词汇量的多少、语法的构造、句法的表示等，都以不同方式影响并制约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中的概念、范畴和指称的运用就是区分、整合和概括经验的过程，语言中的概念、范畴、指称排序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人与世界关系理解的不同。这种不同及其差异通过语言的频繁使用，又强化了意识结构的差异，从而使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图式。
从语言与符号的关系看，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形式。所谓符号，就是指表示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抽象标志或标记，是一种关于对象的人工指称物。例如，史前原始部族的图腾标记，现代国家的国旗等，属于象征符号；古代社会烽火台上的篝火，现代社会电台发射的电波等，属于信号符号；等等。语言是基本的符号形式，是其他各种类型符号形式的基础。只有理解了语言，我们才能理解其他各种类型的符号形式。
符号化的认识方式是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认识方式。语言符号是一种意义符号，是各种抽象概念的物质载体，包括一系列的符号单元（符号元素），代表着客观事物的各种规定、各种关系。运用语言符号可以把具有许多规定的客观事物在思维中分解开来，以编码的方式对这些代表一定信息内容的语言符号进行思维操作，进而通过对符号单元的组合来实现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进一步说，人们根据符号的意义，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对符号单元进行组合和再组合，建立起一种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符号系统，从而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
由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各种概念、范畴是对事物共性的概括和抽象，它是人们进行逻辑思维的基本单元，就像人们运用数学上的科学符号抽象和推演出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一样，人们运用语言符号进行逻辑推演，就会使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抽象规定上升到思维具体，从理论理性上升到实践理性，从而揭示出人与世界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