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并不会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而消除，而只能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只要有人类实践活动，就有一个内在目的性与外在规律性的矛盾问题，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就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和表现。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并不是对这一矛盾的摆脱，而是使这一矛盾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伴随实践的发展，人们会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有了新的自由，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上遇到了新的必然，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运动就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就成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本原性和永恒性的矛盾。
自由与必然既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本原性和永恒性的矛盾，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动力。人类就是在不断追求自由中完善自己的，就是在不断解决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发展的。自由与必然原有矛盾的解决，新的矛盾的产生和提出，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创新，由此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和提升了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借助于自由的扩展和人的发展，社会也在加速发展与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向自由迈进的过程。
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对自由问题均给予高度关注并做了大量探索，但在其理解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大致说来，在看待自由及其实现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否定人的主体性，倡导消极地顺应自然来获得自由；另一种是否定客观必然性，片面强调主体性来获得自由。与这两种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自由，认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既是自由的基础，也是实现自由的条件。人的自由就是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自由实现的程度同人的认识与实践水平是相一致的。
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不能摆脱必然性的制约，超出必然性所限定的范围去寻求自由。这是人的自由的限度。然而，必然既是自由的限度，同时也是自由的根据。正因为事物运动有必然性可循，人的判断才有可靠性，人的意识才有预见性，人的行为才有主动性；正因为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并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人才有选择的可能性，才能通过实践将可能变为现实。人的自由不在于摆脱必然性，而在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必然性。人们一旦认识了必然性，掌握了规律，就能比较准确地判断事物，确定行动计划，把握和利用这种必然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因此，从外在限制转化为自由，始于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刻，对事物的判断就越准确，行动就越主动，自由的程度就越高。“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2]
自由又是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对世界的改造。认识必然只是取得自由的前提。认识了必然并不等于实际上达到自由，只有利用了必然改造世界，达到了预想的目的，才是真正得到了自由。因此，从必然的限制走向自由，必须是在认识了这种必然之后，自觉地在实践活动中利用它来能动地改造世界，从改造的成果中获得实际的自由。毛泽东指出：“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