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组织讨论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如果能“提前知道反映”，利用一下“超前反映”，那就完全可以断定，这类讨论必然会招来一大堆批评意见。但是编辑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众矢之下，因为对该杂志不满意的人为数相当多。
现在谈一谈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改革。那么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同志回答得好：如果谈到改革，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的确，现在的社会风貌与过去不同了，气氛变了。现在我如何讲课，怎样进行演说，发表了哪些文章，以及我们如何在这里讨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了某种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因失职或不负责任而扼杀这些新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时代。“改革”这个词本身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历届中央全会后，都照例开始改革：必然要对科学工作的各项计划作一番修改，诸如此类。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照此办法进行改革，那将是最坏的一次走过场。因此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小事，不应该只提个人的问题，而应该认真考虑我们哲学存在的可靠基础。
的确，改革不能建立在全盘否定过去的基础上。不要一提过去，就一切都要不得。如果我们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将会寸步难行。同时哲学应该接近生活，完成自己作为全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职能，而不能只作为教学中的一门课程。要想达到这点，必须先有一个创造的气氛，必须使哲学方面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战后最初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相当不景气。当时的教科书和文章中塞满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思想体系中陈规旧套的翻版和经典作家引文的注释。根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内容。苏共二十大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于是从那时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进展。二十大后在哲学领域中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是专业水平比老一辈更高的一代新人。老一辈也开始振奋精神。概括地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比如在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方面，提出了文化和价值的课题、科技革命的课题，以及与人有关的综合性问题，出版了很多不同学派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出版概括各派学说著作的要求，党内刊物也指出了出版这种著作的必要性。以后这些书相继问世，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而可以说，这类具有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一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了。我认为，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停留在现有的观念和问题的框框里，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研究和分析水平，不能解决任何重大的科学方面的问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今后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突破，达到新的水平。我认为，目前形势有利，条件具备，可以实现这个突破。
主要是把对近几十年来在生活中出现的那些新事物的认识，吸收到历史过程的一般理论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