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现实来说，哲学（岂止是哲学！）已经明显地失去了客观性，而且越来越主观化。我所指的不是哲学变成了更富有个性的和个人的哲学。准确地说，这可以称之为丧失了外在的本质。对象的运动和反映社会生产本质的社会联系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都退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圣位不空”，于是人们开始在自身内部，在自己的思维中创造失去的本质，从而把实际存在物和现实生活的属性赋予观念化了的实体。客观性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影响了科学性。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也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门科学”。但是哲学也不只限于自身的价值地位和意义，目前许多作者正在固执地想强迫别人接受这种观点。为肯定价值因素而牺牲科学因素，这是意识形态和科学、希望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
以上谈的都是哲学的过错。但是哲学也有自己的不幸。在当今的形势下，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不仅哲学和哲学家应该决定自己的地位，社会也应该弄清楚，它之所以需要哲学的目的和用途是什么。不仅仅是哲学脱离实践，只在实践的周围徘徊，实践也并不那么赏识哲学和哲学家，同时也并未感到在解决“普遍的问题”时需要他们的帮助。许多实践家和政治家还应该提高自身的哲学水平，以便认识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在“停滞时期”）技术至上思想，是对哲学和对哲学的需要的一种表面上的文明，实为极端的否定。其实，不只是技术至上主义者们只讲究实惠，用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理解和解释哲学的“效益”。尽管让人捉摸不透，但正是让哲学家出“效益”并且还要立见成效的要求，把哲学置于死地，使它丧失了自身的对象。
我很赞赏A.H.雅科夫列夫关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成同盟的思想。从本性、血统和其使命来看，它们的确是一对双胞胎。它们不愿有发展、变化和进步，它们对此毫无准备、无能为力，正是这些使它们结成了亲兄弟。它们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不是像它们在社会舆论中喜欢标榜的那样，因为它们具有原则性或代表正统观点，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也推测不出，要想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今后将何去何从，该如何行动。官僚主义，这个社会的“头号”大敌，只有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不管生产什么，但是它根本（出自它的本性）不打算发展、改革、自我改造和更新，官僚主义对这些东西闻风丧胆、怕得要命。
最后，我建议把“各派”哲学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改革的中心，把这个课题变成进行严肃的哲学分析的对象。因为目前对改革本身，对改革的目的、任务、实现改革的途径和方法、改革的动力和对象等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少“空白”和模糊的概念，这些问题需要及时地加以讨论。若是那些对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持不同见解的人能参加这场讨论，那该多好。有人认为，为了进行改革和社会的根本振兴可以有更严肃的选择，何必支持这种幻想。很清楚，问题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某些阶层和某些人企图维护他们所期望的，并且是对他们完全有利的“旧秩序”。不过，这些人算是“枉费心机”了。B.维索茨基曾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形象，他写道：“我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把好处让给我们。不进行斗争，他们不会从阳光明媚的橱窗上走下来。”
哲学能够，而且应该进行这样的斗争，并且帮助社会取得胜利。
（米锦芙 译）
B.Ж.凯列（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改革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