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构世界哲学史过程的完整的、逻辑—理论和具体—历史图景，以使人们能够比较确切地估价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能够比较正确地确定我们的研究前景和方向。
——归根结底要形成马列主义哲学的新的现代的结构，要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具有许多新优点的哲学，从而能够在世界哲学思想中实际上使自己的阵地日益得到加强。
如果在哲学面临的所有这些期待和任务中要分出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新思维。探讨新思维的科学的、真正辩证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乃是首要的任务。
我已经说过，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辩证认识方面有创造性的思索，但整体说来占优势的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并且还不善于用科学方法去鉴别它。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各种各样：既有折衷主义，又有形而上学（往往装扮成辩证法，侵占其活动地盘）。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根源，需要专门研究。教条主义乃是以权威自居和官僚主义化的居民阶层的方法论基础，而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则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机制最重要的一种因素。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革命的、本质上辩证的方法与民主化进程相结合，并且实现民主化的力量充分掌握辩证思维，那么这种力量将不可遏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面临着十分尖锐的社会政治责任：一方面，要揭露在社会主义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要恢复辩证法的本来内容，并探讨通过什么具体途径使这种内容以完全适合的形式成为实现社会民主化的群众的财富。
（何天齐 译）
В.И.托尔斯蒂赫（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首席研究员）：哲学的过错与不幸
我对形势的看法是：哲学在现实面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种状态为时已久，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无摆脱这种状态的愿望。与其说不想，不如说不能。更准确地说，哲学危机的实质，依我之见，是由于哲学与还没有成为它反映对象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联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丧失了立场。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丧失了立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东西。一般的意识，其中包括哲学意识都起始于态度和立场。笛卡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不仅是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完全固定的世界观立场，他们不仅本身带有“时代精神”，而且让它在精神上表现出来。我们的大部分哲学“作品”缺少活力，缺少鲜明的时代精神，恕我直言，简直是平平淡淡、毫无特色，因此，喜欢我们哲学家文章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没有特色、结构松散、含糊不清、不成形态的东西是没有吸引力的。
我们明显地缺乏自我批评和反思。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捶胸顿足的歇斯底里，而是理智的“忏悔”，并且见诸行动（这里正好使我想起了“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不重视历史和过去，在我们这个范围内是行不通的，我对这点深信不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羞羞答答不愿开口呢？正如常言所说的，开诚布公地做自我批评的机会是有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家都认为，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这样说还可以理解。如果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错，那么，这就难以让人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