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所有这些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认识我们哲学的过去和现在时，我们应当运用真正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不仅对人，而且对待哲学史，对待国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应当采用贴标签的方法。
个别的事实和事例什么也证明不了，所以分析实质上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例如，我们的无神论者在批评Ч.艾伊特马托夫的《断头台》或其他作品时，自己甚至都没有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既然存在寻神论，那么它的社会根源何在？既然在一部分居民中存在着宗教信仰增强的现象，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是什么？要知道，正是这些问题对于采取实际措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多层委任制的试验选举。可是恰恰是从事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社会哲学家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战略性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组织发展的远景怎样？而这个远景同发展中的人、同他的本质特征、同处在文化与文明现阶段的人所获得的新尺度应当是什么关系？
这类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由于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领域的改革，这是向哲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也是对科学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我在这种场合谈到“哲学家”，并不是要把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专家同哲学家分开。如果我们真想把哲学同社会生活，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范围内在社会水平上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认真地联系起来，那么还会发现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因此，形成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远景构想，首先必须以现时代社会需要的哲学认识为前提。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少是一致的或者是内容一致说法不同的哲学认识，但我认为时代的要求应当有三个层次：
第一，整个人类层次：在核时代人类继续生存的要求具有头等意义。对增加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人道主义化的要求十分重要。对新思维（政治的、生态的等）的要求具有全人类的性质。还有别的要求。
第二，个人层次：现代的人的问题以新的方式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对于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全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层次必须通过第三个层次——社会才能反映出来。为了成为人类在其历史的转折阶段的先锋队，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通过自己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作为这种文明的毫无疑义的精髓的人的发展的要求。
就哲学本身发展的任务而言，正处在调整之中的各种层次的社会要求，普遍期待马列主义哲学获得新的现代的形式，即完全符合科技革命的成就和符合即将踏入第三个千年的社会发展现实的形式。要实现这种期待，就必须克服前面指出的在我们哲学思维中形成的问题的惰性综合征，并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说：
——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但这并不是陷入人本主义哲学的片面性，也不是把事情归结为突出关于人的个别问题）。
——揭露教条主义思维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这种思维乃是那些官僚主义化和以权威自居的居民阶层（首先是管理领域）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趋向的表现。要揭露这种类型的思维，以证明其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要把它清除到受人尊敬的哲学范围之外。
——恢复和推行活生生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范畴的辩证本性，以及它们的体系完整性和在解决科学与社会实践中的总体任务时的启迪价值。
——积极动员哲学家参加解决从哲学上建构综合和概括的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要依靠所有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就；该项任务是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和所有自由思考的人们的先进阶层的世界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