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对我国哲学的现状及其发展，一味进行消极的全盘否定。苏联哲学先进的、优秀的部分，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从事当之无愧的事业。须知，除了明显的消极倾向外，哲学发展中同时还有积极的、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提出各种新问题，直接或隐蔽地提出已成熟的尖锐问题，提请人们注意哲学的不利状况的倾向。对此必须给予心平气和的、慎重的评价。不应忘记，苏联哲学发展中曾经涌现出许多著有不朽之作的名人巨匠，如B.Ф.阿斯穆斯、A.C.鲍戈莫洛夫、З.B.伊里因科夫、Б.M.凯德洛夫、П.B.柯普宁、M.A.里夫希茨、A.Ф.洛谢夫、Г.П.弗兰采夫。今天我们也可以列举出许多人才，其中包括在座的诸位。
他们提出了许多社会和精神发展问题、科技进步问题、人的发展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提得十分尖锐。但遗憾的是，这些精彩的哲学论断常常遭到冷遇，人们对其不予重视，充耳不闻。
因此我们要谈点自己的看法：时至今日，人们对哲学的评价总是偏向于过多地批评它。当然，哲学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很多从事哲学工作并献身于哲学的人，多年来为马列主义哲学精神潜力的创造性发展确实是尽力而为了。
第二，怎么办？（从略）
（李树柏 摘译）
H.И.拉宾（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关于苏联哲学研究发展的构想
在加速和改革的条件下对哲学研究的发展进行构想，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哲学的重大变革。当然，如果不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不了解以往造成的失误，我们也就不可能制订这种计划。
如果提到过去的话，那么我近来特别感兴趣的是1947年这个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哲学问题》杂志创刊，它的第1期发表了讨论Г.Ф.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材料。
1947年的讨论对活跃战后时期苏联哲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在讨论中，不仅亚历山大洛夫书中的客观主义和其他错误受到了批评，而且从总体上暴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引起了整个哲学界的注意。同时，有意义的不是对那些具体的东西本身恰好说了什么（虽然这也有意义，因为各个参加者论证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而主要是那些在讨论中得以形成、巩固，而后对国内哲学研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和有价值的方针。
对苏联战后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深刻和全面的分析是必要的，只有这种分析才能说明我们哲学远离生活需要的原因和它同实践联系的性质。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它既包括进步的因素，又包括保守、停滞的因素。领导者的“吹毛求疵”作风，使伴随着生活的保守停滞过程的哲学思维巩固起来，使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中以权威自居和教条主义的思维作风得以确定和推广。同时，吹毛求疵还常常伴随着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号召。而在我们的哲学科学中，的确始终有人不顾这种吹毛求疵而不能不创造性地思考，尽管是在严格限制的范围之内。总之，与实践的二重性相适应，在哲学中也有两种倾向：不仅有以权威自居的教条主义倾向，而且也有创造性地探索的倾向（例如在认识论和当代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但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第一种倾向，虽然在个别时期第二种倾向也能占上风。
教条主义占优势导致在哲学内部形成问题的惰性综合征，这些问题具有基本的性质，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相当尖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范畴曾被教条化；在解决从哲学上综合和概括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时，哲学家们缺乏积极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毫无根据地肢解为“两种唯物主义”；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个问题在哲学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本身是不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