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 摘译 泽林 校）
A.A.科卢尚诺夫（哲学副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学术秘书）：必须用鲜明的实例来判断哲学的改革，但这种实例目前还没有
我们这次会议命名为“哲学与生活”。这表明我们今天关心的是要使生活能够充实我们和充实哲学思想，同时要使哲学积极地影响生活，丰富生活。我们讨论了许多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但我们谈到的多半不是哲学与生活，而是生活与哲学，即有关生活是怎样在影响哲学和决定哲学的发展。我们这里实际上谈到的只是哲学本身的生活，是就哲学谈哲学，而生活本身却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被邀请到会上来，我们仍然把生活忘在脑后了。难道在这里发言的只有党的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吗？那些愿意并善于运用哲学创造成果的专家在哪里？那些应向我们提出社会订货（需要）的专家又在哪里？因此，我们这个会议乃是我国哲学中已经形成了的那种局面的典型缩影。
当然不应片面地看待哲学与生活联系的问题，把这种联系只看成是哲学家应当满足实践家的要求。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对哲学影响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和途径这一理论问题研究得很不够。一方面，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即哲学不能直接影响钢铁生产，它影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近来哲学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声望（当然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说的），被说成是每一工作场地和每个人所需要的一门科学，只不过它现有的形式不符合自己崇高使命的要求而已。
有人说，不错，哲学是创造性智慧的结晶，但是从原则上说没有它也不影响大局，先进生产者照样可以取得好成绩。但是，我们知道，哲学是革命行动的“代数学”，因此要想使它付诸实现，当然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对这些问题应当尽快地进行讨论和研究。
（泽林 摘译）
M.C.卡冈（哲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什么是哲学改革
苏联哲学科学的历史表明，哲学的发展方向主要依赖于它同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直接联系。为什么是这样呢？对此，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来解释，而必须用哲学必须满足实践、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向它提出的要求来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哲学之所以被引向社会学——注意力集中在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这是由当时需要对革命实践，对新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结构的形成进行思考决定的。20世纪30年代，提到首位的哲学研究课题是有关反映论、认识活动的规律这样一些新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所要求的。这两种倾向在后来仍然构成哲学知识结构的特点，直至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又被归结为分析自然科学知识的规律性，而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合法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则被理解为“一般社会学”，即被归结为研究社会结构，而没有把人看作哲学知识的一个独立的对象，因为人仅仅被看作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即本质与存在的统一）。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的哲学中才开始出现新的课题，即对人、人的活动、文化、精神生活的价值、人文科学开展初步研究。这些研究尽管受到囿于教条主义方式思考问题的哲学家的强烈抵制，但它却体现了我们社会对于哲学思想新取向的业已成熟的要求。但是，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时，某些权威哲学家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这种人学与人本主义哲学混为一谈。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种价值哲学等同于心灵学，因为他们把价值与真理混为一谈。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概念是唯心主义的范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