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不同方面的一些哲学论断，在用语上总是喜欢用最高级，即对所有的问题都用“最最”和“彻底完成”的字眼来表述，而不管谈到的对象是什么：是有关建设任务的解决，还是有关社会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克服。如果这类文章谈的是社会主义为个性的发展和为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开辟了新的前景，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冠之以“无限广阔的”这样一些修饰词。如果谈的是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那么，这种克服一定是“一劳永逸的”或者是“完全的和彻底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宣布对这一或那一问题的解决是“唯一科学的和正确的”。
这类语言模式不仅是一种失去了与自己意义和真实的实际现实联系的刻板公式，它们同时还是特定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论立场的体现。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非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们体现在反历史主义的、世界终极论和社会乌托邦性质的观念和论断之中。只要留心一下一些宣传性的，也就是阐述共产主义理想或新人形成问题的专业哲学文章，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些文章中，新社会和新人似乎是由割断历史的、把人类带入自由王国的某种奇迹造就的结果，或者是人自身受到奇迹般的改造而产生的结果。比如，我们今天仍然往往用注定的、自动实现的必然性的概念，来谈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创立和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好像关于未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更改的。换句话说，这里用的语言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而是天命论的、世界终极论思维的语言，是对社会生活未来形式具有先定性和对人类历史、生活道路的幸福结局的非理性信仰的语言。这些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世界终极论和天命论的论断和观念，它们不仅与现代世界的实际、与社会历史过程的逻辑本身相矛盾，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世界观原则相抵触。它们尤其是与承认社会历史规律是一种趋势性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不相容，这种趋势性规律揭示的是社会过程的一般趋向及其某些最一般的发展路线，同时也考虑到历史中必然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客观趋势，它们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体现这些趋势的是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和社会势力。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历史的自身发展尽管具有规律性，但却不能预先以命中注定的方式，规定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和保证人类在核时代能够生存下去。历史只表明它对于人们的自由的和自觉的创造活动来说是坦**无阻的。
反历史主义和思维终极论还表现在哲学文献中，表现在一系列著作所采取的哲学史分期中。譬如，在这些哲学史著作中，不管实际的历史时代分期，把所有哲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分期，我们同时代的任何人，按此逻辑，也包括未来的思想家，只要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那么就是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在这些著作中，哲学史本身被描述为人类思想的谬误史，只是19世纪中叶产生的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结束了这些谬误，而且，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没能摆脱这些谬误。这种分期的反历史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也体现在对各种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评价中。在这种场合，非历史的、超越具体时代及其文化的所谓绝对科学性的形式，成了评价的标准。我们在论述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就经常遇到这种抽象的反历史主义的评价标准，在这些著作中，现代西方哲学由于采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观点，而被先入为主地判定其具体学说也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语言、文章的文体以及丧失了自己真正含义或原有含义的语言表达的模式化和程式化，与行为方式程式化一样，不仅是以往和当前的缺点，而且也可能是将来的缺点。有足够的根据说，类似的现象今后仍有产生和蔓延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