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状况极其复杂，因此马列主义哲学应当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同时，对于迫使哲学参加以反对新教条的教条主义为借口的斗争的企图应保持警惕。不能不看到在我国改革的“衷心拥护者”和国外对社会主义抱敌意思想的人中间，存在着妄图从内部蜕变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愿望同20世纪20年代初路标转换派分子的幻想十分相似，路标转换派分子希望看到我们滑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旗子将伴随着各种闲言碎语摇摇晃晃”。当时列宁提醒说，历史能了解形形色色的突变，他指出，不能低估阶级敌人讲出的阶级真理。
在扩大民主和公开性的条件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些喜欢歪曲苏联改革实质的人（一部分是由于政治上不成熟，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他们试图在改革的幌子下实现狭隘集团的，其实是小圈子的非社会主义目的。因此，只有当我们的思想工作能够正确地并通盘考虑一切现实的趋向和社会各阶层的情绪时，它才可能有针对性并收到效果。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同完善社会主义的实践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充满了生命力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去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特殊阶段。
为了分析和认识我们这个转折时代，当然需要新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应完全适应列宁主义阶段的发展，因为列宁主义阶段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反映了现时代，而时代的交替与世纪的转换并非同步进行。这里指的是克服完善社会主义的实践同列宁主义的原理、思想和准则相脱节的现象，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原理、思想和准则，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任务。
（王明铭 译）
Б.T.格里戈里扬（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室主任）：关于语言、思维和行为的教条主义化
哲学能够对社会生活和人产生间接影响，而在一定范围内则可能产生直接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是意义重大的。
如果回顾一下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的状况和作用，那么就会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按其本性是革命批判的和创造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出现的停滞和其他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无动于衷呢。在那些年代里，在我们哲学家的发言和文章中并不缺少革命口号和对完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民主，甚至改革全部社会生活的呼吁。而且我们懂得并经常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这种反常情况，可以用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来解释，关于这些原因，会上已经说了很多。我这里要谈的只是：这与哲学活动本身，与它的语言和内容方面，与哲学思维自身的修养，更确切地说与它们的缺点和弊端有直接关系。我指的是我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的一个事实，即哲学词句与现实不相符合，许多哲学口号和论断被修改成没有真实意义和内容的语言模式、公式。出现了把一些哲学原理和观点及其具体的语言形式模式化、教义化和规范化的情况，这些语言形式与其表达的现实内容和相应的实践情况失去了联系，被当作纯粹象征性的文本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这种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语言模式中，我们碰到的是对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进行僵化的、反复的肯定，包括成了口头禅的关于词句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肯定不仅与生活本身没有关系，而且还成了为实践中的不尽职进行辩护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