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表现为积极、经常地研讨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脱离了生活。但这应该是哲学语言范围内的讨论，是以哲学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要给哲学提出它尚未回答的问题，追究它为什么没能回答这些问题。改革和加速战略概念的具体化就属于这类问题，这里是说必须对这些概念进行更本质的分析。许多人没有想过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改革什么，如何改革。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更加社会主义”之类的说明，如果以抽象的形式加以表现，那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与生活的联系在这里表现为使这类分析具体化，使之达到明了的程度。阻碍改革的机制是以这种抽象的号召改革为条件的。
我们刚刚步入改革的进程。也许这是一个复杂的、颇为艰难而漫长的进程。心理上的改革恐怕是最困难的。大家知道，打破业已形成而且根深蒂固的思想框框，谈何容易。我不能相信，昨天的顽固的教条主义者，今天不经过任何精神痛苦就会成为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口头上空喊改革的见风使舵的人多半会这样做。这种人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比改革的反对者更加危险，因为恰恰是这些人在败坏改革的声誉。重要的是揭露变哲学为辩护体系的机制，不让它继续作怪。只有面向建设性措施的方针，才能成为确立生活与哲学联系的基础，通过这种联系，哲学要起到革命的批判作用。
（巩联军 译）
B.И.斯托利亚罗夫（哲学博士、教授、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哲学与实践
在开始讨论如何摆脱我国科学中业已形成的不良状况和克服哲学与生活脱节的现状问题之前，我想首先提请大家注意我们所处的这种反常境地。
要知道，造成现有状况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我们自己，即在座的诸位。什么人准能找到摆脱这种处境的有效途径，哪儿有这种保证？为什么不吸收新人，吸收青年参与此事？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犯我们本想克服的老错误：还是仅限于我们内部讨论关于哲学与生活、与实践的联系问题，而不吸收真正的实践家和我们意欲与之加强联系的各门科学的代表人物，参加这场讨论？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我想，这个“圆桌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想说明，为什么我国最近几十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割断了哲学与生活的联系，怎样才能恢复、加强和发展这种联系。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细致而又深刻地分析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弄清哲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我们感兴趣的社会发展时期里所处的地位。再就是必须弄清哲学家（整个知识界）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社会状况的特点，弄清某些社会阶层在这个时期向哲学（亦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发出社会“订货”的特点，这些阶层不仅能够大大影响任何一个哲学家的状况（包括物质状况），而且可以左右他的整个命运。
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思考一个问题，即一般应怎样设想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同时又要考虑到哲学和哲学研究的特点。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不弄清这个问题，或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犯很多错误，会严重影响哲学思想，使之脱离现实生活的要求。
例如，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哲学本身的特点，哲学不应依据对某些经验事实、对某些生活现象和事件的分析。哲学家的任务似乎在于使自己永远停留在纯抽象议论和最一般的哲学抽象的范围内，即经常耽于空想，甚至不愿下到罪恶的尘世上来。他们认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不体面的，会导致哲学研究丧失其特点。他们还断言，哲学不同于其他一切科学学科，它完全允许进行模棱两可的和云山雾罩的议论，对哲学来说似乎越模糊越好。我看，许多哲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到这种使哲学脱离生活的立场上了，不仅在学术著作里如此，而且口头讲话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