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当前在一些定期出版物中经常发表有关东正教在我国文化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圣经十诫命运方面的材料；对宗教道德问题、对东方哲学遗产的兴趣明显增长；在青少年一代世界观取向方面出现了极为复杂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概括，提出进行基础性研究的长远战略。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弄清哲学应对宗教采取的态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提供的理论方法。
我认为，冷静地估价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哲学发展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世界哲学思想提供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但是在停滞的年代里，对它却采取了极为反常的态度。
在研究外国（“资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方面，最时髦的方式就是“揭露”。对待控制论、遗传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的态度，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就连爱因斯坦和海森堡也不曾幸免。这种“揭露”所带来的直接损失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有影响的批判家曾经痛斥“美帝国主义者的法国奴仆萨特先生的哲学**”，说“存在主义是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这种无知当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
有一种基本程式至今仍没有销声匿迹，这种程式就是：先是斥责、划清界限，如果需要的话则加以歪曲，然后才进行分析，指出提出问题的“及时性”，甚至羞羞答答地从中借用某种东西。
我国认识论专家的经验表明，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判地研究和改造西方逻辑学、控制论、科学学著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确信，不仅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而且其社会人文（哲学、宗教、神学、美学等）思想都以某种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学术前途的研究对象和新颖的研究纲领、重要的猜测和设想，一句话，如何把这些实在的知识汇集起来，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个人“生活世界”和社会过程的理解。
因此，对外国人文思想必须在方法论上采取深思熟虑的、“精打细算”的态度，放弃无谓消耗哲学能量（“只是一味地揭露”）的做法。一味地揭露无助于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的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
任务在于要弄清那些用唯心主义语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对之进行创造性的思考，最后找出能够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知识的因素。
（泽林 摘译）
B.П.凯里莫夫（哲学副博士、《真理报》顾问）：文化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把哲学称为“文化的灵魂”。对他的这一想法加以发挥，可以说：如果灵魂是活生生的和精力充沛的，那么文化也将是活跃向上的，如果灵魂是委靡不振的，那么文化就将是惰性的。应当坦率地承认，近年来我国的“文化灵魂”，其状况是不佳的。多年来哲学不断受到党的严厉而公正的批评，“理论工作烦琐化”、“范畴游戏”是对它发出的指责。
如果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被变成烦琐哲学，这样说一定会使人们迷惑不解，但这却是痛苦的事实。哲学家到处把辩证法当成《圣经》来膜拜，逐步地把它变成了烦琐哲学。所谓烦琐哲学，不仅指的是人们曾就范畴进行过无休止的和无益的争论，而首先是指它脱离生活，沉溺于狭小的理论天地。尽管你的文章谈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并引用成百上千个事实和数字，你仍然可能是一个烦琐哲学家，因为你看不到现实的活生生的矛盾。烦琐哲学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对严肃的、目标明确的和有实效的批判不感兴趣。
批判功能是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确实，难以想象不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和不从共产主义理想的角度进行这种批判的哲学，能够成为真正的哲学（尤其是辩证的哲学）。然而哲学家却在很多方面丧失了对开展这种批判的兴趣。取代这种批判的往往是对某种需要所作的应时辩护即诡辩，而烦琐哲学是离不开诡辩的。
诡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阴险的敌人，因为它穿着辩证法的外衣。诡辩论试图用词的无限可变性来取代概念的辩证灵活性，事实上就是使用“发展的”来取代“发达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完善。玩弄词句往往导致对词句和“书本”的崇拜，变成本本主义。
![犯上[娱乐圈]](/thumbnail/2JsngmbLa28Hj8zhkTFR7Iz5YwkY6RNKcRkZCRg0m0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