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谢苗诺夫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独立的哲学思维便不可能有精神进步，同样也不可能有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他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希望，即使哲学家的意见能够成为苏联现实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理论能够同实践、哲学能够同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而这里的主要困难在于：要想实现哲学与实践的结合，就不能只是哲学走向实践，实践也要走向哲学。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即“使哲学世俗化和使世界哲学化”的必要条件。不过我们不知道现在大多数“实践家”是否愿意使自己的活动“哲学化”，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从哲学立场、从全民利益和人道主义立场来看待自己的作为。出路不在于“实践家”把哲学家当成自己的顾问，这当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在于实践家自己成为哲学家即成为辩证思维的人。思维辩证化既是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条件，又是哲学的任务（即使人们的实践活动辩证化）。形成辩证思维是哲学和全部社会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不难理解，意识到这一点远比实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至今还没能制定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丰富内容转换成实践指南的可行机制，我们还没能把这一丰富内容变成个人的财富。
（泽林 摘译）
Л.H.米特罗欣（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哲学专业修养有待提高
哲学并不是个人特殊求知欲和个人精神兴趣广泛的产物；哲学是作为对社会需要的反映、作为形成人类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产生和发展的。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社会是否需要有一种批判的、创造性的哲学知识。说到底，教条主义的盛行，绝非起因于某个个人缺乏专业知识，而是因为对它有一种实际的需要，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因为某些官僚主义者故意把他们对教条主义的需要说成是一种社会需要，这样一来教条主义取代创造性探索就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了。一位高高在上的同志说过：“你们都知道，不能低估社会设施在发展理论方面的作用。”的确，如果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首要要求是：它必须对实践中的墨守成规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论证，那么准确意义上的哲学当然也就成为不需要的东西了。这样一来，要求撰写紧跟形势的文章一类的订货就会接踵而来，譬如，论证州委应按城乡原则分开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物一分为二”原则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典范。
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另一种需要，即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挣脱对此显然不感兴趣的人士设下的种种清规戒律。
哲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社会责任今天大大增长了。但是唯有弄清并发挥哲学知识的特殊特点，发挥它在精神生活中所起的那种不可代替的作用，哲学知识才能同社会主义更新过程真正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里需要的是过硬的专业修养，需要的是从严格意义上使用“哲学”和“哲学的”这类概念。
举几个例子。
我国无神论思想的理论水平十分令人担忧。这种思想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它在信徒和在善于思考的读者心目中的威信。其原因在于缺乏应有的哲学专业水平，发表的是一些泛泛的议论，对已形成的实际状况进行的是一些非批判性的概括。
不把宗教看成是严肃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对宗教持战斗的不妥协态度的作品中，就已经对行政官僚主义措施抱着非批判的、一概采纳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狭隘性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宗教进行目标准确的研究，是理解和预见一系列极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实际上，不了解“宗教因素”的作用，便无法解释伊朗、近东、印度、波兰和拉丁美洲各国的重大事件。
